建阳书坊的雕版书籍闻名于世，有“图书之府”
建阳书坊的雕版书籍闻名于世，有“图书之府”
建阳书坊的雕版刻印书籍闻名于世，有“图书之府”的美誉，这里曾聚集了众多经营、编撰、创作、刻版等书坊专业人才，熊大木则是其中的多面手。他既是书坊主，又是著名小说家。从熊大木现存作品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来分析其编创作品在通俗性、实证性、创新性和继承性等方面的特色，揭示出熊大木对建阳刻书和明代通俗小说发展等方面均有很大影响。
熊大木（约公元1506-公元1579），原名熊福镇，字大木，号钟谷，崇化里书林（今建阳市书坊乡）人，早年屡次参加科考落第，遂为乡间塾师，后进入了刻书行业。于明嘉靖间（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创办了书林忠正堂，“是一位以编撰长篇通俗小说而知名的刻书家” [1]。除了自编自刊，亦为其他书坊编创文稿，作品流行数百年，影响深远。
一、熊大木编创的主要作品
据现存刊本，熊大木编创的书籍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启蒙读物
一是《日记故事》九卷，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建安虞韶作，卷首题：“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大全”，“建安草窗虞韶以成纂集，书林鳌峰后学熊大木校注”，版式为上图下文，半叶十四行，行十九字，黑口，四周双边。《日记故事》此前已在建阳书坊多次刊行，熊大木作为私塾先生时便因此书的错误而不断删改，并对疑难问题进行注释，最后付书林刘氏书坊刊行。此后，《日记故事》被不断重刊，熊大木校本为现存最早刊本。
二是《（新刊明解音释校正）书言故事大全》十卷，宋，胡继宗编;明，陈玩直解;明，熊大木校。该书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熊氏种德堂刻本，日本茨城大学附属图书馆藏[2]。
（二）日用类书
一是《文林广记》，全名为《锦绣万花谷全文林广记》，陈氏积善堂梓，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共34卷10册，日本国会图书馆亦藏有残卷，计14卷，2册。书刻长24.5厘米，宽14厘米，卷首刻识：“万历丁末岁（1607年）林钟谷旦、赐进士振南傅国珍序”;卷1、3卷～10卷、12卷～14之卷首刻识：“新刊类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锦绣万花谷文林广记大全”;卷2卷首题刻“京本国朝汇纂古今偹用三才志略锦绣万花谷文林广记”;卷11卷首题刻“新编国朝精选古今偹用锦绣万花谷琴法要略文林广记”。此书为熊大木承袭宋元大型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编成，编者说明“广记之书，前者所谓事林，翰墨风俗，博物类聚，非不载焉，然有匪迂而鲜稽，则肆而近詝，匪而寡要，则载而无徵，今兹一帙，简而易知，详而备述” [3]。日本类书研究专家酒井忠夫教授将熊大木本《文林广记》排在明代十三种日用类书版本之首。
二是《大六壬神课金口诀》，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刊，套红大字本，卷首题识：“洞春道人真阳子杨守一精阅，钟谷逸士熊大木校正，金谷居士周敬弦重订”。该书讲述民间预测学、术数、占卜等内容。清康熙三年在此本基础上重刊，清末上海广益书局刻。台湾宋林出版社1996年以熊大木本为蓝本出版《白话六壬神课金口诀》。
（三）历史演义小说
一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名《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最早的版本是“《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七十四则，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杨氏清江堂原刊大六壬类象古籍，杨氏清白堂挖改重印并后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清白堂刊《会撰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三卷》合订本” [4]。卷一标明：“起靖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末岁”。此书后经书林万卷楼、书林双峰堂、余氏三台馆、明天德堂、吴门萃锦堂等多个书坊重刊，刊本在十种以上。
二是《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又名《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九十节，李大年序，陈继儒批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于书林杨氏清江堂首刊。
三是《全汉志传》（又名《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十二卷，一百十八则建阳书坊的雕版书籍闻名于世，有“图书之府”，余氏克勤斋序，万历十六年（1588年）刊。《西汉》卷题：“书林文台余世腾梓行”，《东汉》卷题：“爱日堂继葵刘世忠梓行”。
四是《南北两宋志传》（又名《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北宋志传》），为《北宋志传》与《南宋志传》合刊，各十卷五十回，余象斗于泛雪斋序，余氏三台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刊。
二 、熊大木作品的特色
（一）通俗性
熊大木编创的作品多面向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通俗易懂是畅销的前提。其编著的《日记故事》每页有图，是中国最早有插图的儿童启蒙读物，弥补了明代前期《孝经》、《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蒙学读物形象化不足的问题。书中讲述少年儿童益智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近三百个故事，如磨杵作针、黄香扇枕、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故事短小精彩、通俗易懂。
为了将苍古艰涩的正史从传统士大夫的象牙塔推广至市井人中，“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 [5]，熊大木的历史演义小说在文言文中掺杂了大量的白话文，以通俗浅显的语句替代了史志晦涩的语句，并附录了评注和后人赞诗。将史书简单的事件演义为形象生动的连贯情节，增强了读者对史实的理解。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第40回，熊大木用了二千多字描绘秦王与王世充交兵的战争场面，而其所参照的《资治通鉴纲目》对此只有不足二十字的概括性交代。气势恢弘的场面描写和英雄人物的塑造引发了读者强烈共鸣，人们街谈巷议，乐此不疲，其效果正如明人袁宏道所述：“今天下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祥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废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 [6]。
（二）实证性
熊大木编篡《日记故事》考据充分，以历史真实人物故事来教育童蒙，其在《日记故事序》对编撰此书的原因进行说明：“余因馆蒙，以此进讲者错落愈盛，至于句读不可以分。故暇日立意检点，疑者解之，紊者去之” [7]。在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上，熊大木以正史为依据，主张演义小说不紊正史，他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自序云：“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 [5]。“宋之朝廷纲纪政事，系由实史书载，愚不敢妄议” [5]。余象斗在《南北宋志传序》中亦称：“昔大木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遍览群书，涉猎诸史……事取其真，辞取其明，以便士民观览，其用力亦勤矣” [8]。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其叙次情节，则一依《通鉴》”[9]。
熊大木为强调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作品各卷卷首往往标注“按宋史本传节目”、“按唐书史实节目”等题识，其《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还原本照录了与岳飞相关的奏章、书信、檄文、题记及诗词以增强作品的写实性。
熊大木深知仅据正史难以吸引读者，作为书籍营销的一线人物，深谙大众读者的需求，为此他兼采逸闻野史资料以吸引读者眼球，并声称野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有益补充：“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 [5]。熊大木往往神化英雄人物来塑造正面形象，如演义中将宋太祖比为金龙，将杨六郞比为虎神，精彩的斗法场面将读者带入无穷的娱乐享受。当遇到史实材料与野史描述冲突时，熊大木将正史本传与小说两存并呈于册，以供读者选择，“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 [5]。这样做既让演义小说保留历史的原真性，同时不误情节的神秘精彩。
（三）创新性
熊大木历史演义小说扬弃性借鉴了宋元平话，保留并雅化平话活泼生动的语言，删改平话中市井俚俗之语，达到“文不甚深大六壬类象古籍，言不甚俗”的历史演义标准。其次，改变平话本则目句式参差不齐的缺点，从《大宋中兴演义》、《全汉志传》的七言单句式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已逐渐固定成七言双句式则目体例，并对小说分卷，卷再分则，增强文本的审美效果。
熊大木在历史演义小说中创新性地评点作注，引领了评点小说的创作思路，陈大康教授将其归为五类：“一、注音释意，二、注释名称或典故，三、解说人名地名，四、介绍对某事件叙述的依据或出处，五、为作品叙及的事件作注” [10]。此创新性的注释增强了读者对演义小说的理解力。
（四）继承性
熊大木编创作品时博取众长，重在实录，有考据学之风范。如其编校的类书《文林广记》各类目所载内容与宋元《锦绣万花谷》、《启箚青钱》相似，编者在序中也指出该书选材和编纂目的：“将各部集为一，选名锦绣万花谷，於凡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纪，儒学吏业，冠婚丧祭，琴棋书画，士农商贾，九流三教，百工技艺，编辑一帙，使展玩之间，如观锦绣奇葩，灿然夺目” [3]。为了让读者了解《文林广记》源流出处，熊大木更将此书全名定为《锦绣万花谷全文林广记》。
熊大木历史演义小说根据史书、戏曲、民间传说和平话等加工而成，如第一部小说《大宋中兴演义》以《精忠录》为模本，其在《序武穆王演义》云：“《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 [6]。参鉴了《宋史》、《续资治通鉴纲目》、《鄂王行实编年》、《梁溪集》等史籍，也融入了《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岳飞破虏东窗记》、《精忠记》、《效颦集》等戏曲情节。
熊大木历史演义小说在风格上承袭了宋元讲史话。宋代平话已在市井百姓中广为流传，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载：“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 [11]。吴自牧《梦粱录》载：“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敷衍《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12]。元代讲史平话益盛，如元代至治年间（1321年-1323年）建安虞氏书坊刊刻平话《三国志》、《秦并六国》、《武王伐纣书》、《前汉书续集》、《乐毅图齐》，合称《全相评话五种》。熊大木汲取了平话写作方法和素材，如其《南北两宋志传》之《南宋志传》承袭了《五代史平话》之《晋史平话》叙事方式与内容。《全汉志传》则参考了元代建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之《前汉书续集》（《全相续前汉书平话》）。正如纪德君先生所述：“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孕育期，历史演义亦不会例外。早在其产生以前，宋元平话即为其生成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13]。
三、熊大木的历史贡献
（一）对读者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
熊大木自觉承担起社会教化责任，在编创的作品里注入了忠孝节义思想，大力宣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书林地处“道南理窟”闽北，是朱子理学诞生、发展和传播之地，明王朝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熊大木饱学正统儒学，深受朱子理学影响，虽编通俗小说，却始终坚持正统道义。此外，鳌峰熊氏一族素有气节和社会责任感，熊大木先祖熊秘原为唐末兵部尚书，唐乾符年间（公元874年-公元879年）自南昌迁居崇泰里熊屯（今建阳市莒口乡樟布村），并在熊屯村中创办了闽北最早的“鳌峰书院”，教育乡里学童。先人熊禾入元不仕，与抗元志士谢枋得肝胆相照，筑武夷山洪源书院教授理学。曾祖父熊宗立是远近闻名的刻书家、中医学家，其撰写的中医著作达20余种，（嘉靖）《建阳县志》赞其“志在活人，心存利世” [14]。熊大木作为一个曾以仕途为目标的小说家受其先祖熊秘、熊禾等人“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很大，他在所刻书中也常以“鳌峰熊大木”、“鳌峰后人熊钟谷编次”等落款标识。
熊大木创作的作品多以宣扬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为刻画重点，塑造了岳飞、穆桂英等民族英雄光辉形象，感染人心，激奋时代，让读者阅读后能达到“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的效果[6]。如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八“阴司中岳飞显灵”、“秦桧遇风魔行者”等回中，作者借虚构的鬼神喻善恶因果报应，增强了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对此，我们不能仅以书坊刻书的逐利性来看待熊大木作品的非史实创作。
熊大木编书主张以纲常义理为准绳，惩恶而扬善。其编著的《日记故事》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清代著名教育家唐彪说：“日记故事，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 [15]。《日记故事》有许多劝惩性的故事，如《戏婢神记》记一书生意将强婢就淫，灶神托梦给其妻，告之戏婢之事可报应绝嗣或减寿，生从此改过自新，灶神才不再降罪。因其具有正确的思想导向，明人黄佐（1490年-1566年）在《泰泉乡礼·乡校》中注明乡学蒙童要“教以《朱子小学》和《日记故事》内古人嘉言善行” [16]。
（二）带动了通俗小说的发展
明代前期建阳极少刊刻小说大六壬类象古籍，现存可据的仅明宣德、正统间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新刊奇见异闻笔坡丛脞》等廖廖数种，且皆为文言文语体，影响不大。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建阳书坊的雕版书籍闻名于世，有“图书之府”，此时明王朝文禁宽松，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中低文化层次的平民喜爱，同时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和程朱理学的衰落，建阳书坊的传统书刊销售不畅。
建阳书坊主们站在刻书销售一线，最早感受到了来自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熊大木在这场变革中成为拓荒先锋，在小说与书坊互动中成功找到历史演义小说这条创作主线，承前启后，开启了杨家将、说唐、说岳等小说题材的创作，带动了明代小说的胎动。虽然熊大木的小说艺术性不高，但极为流行，一再重刊，推动了明代中后期建阳通俗小说创作的热潮，如余邵鱼编创的《春秋列国志传》、余象斗编撰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杨尔曾编订的《东西两晋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不断问世，使明中后期建本小说数量位列全国之首。目前所知的明代建阳小说刊本至少达131种，“其中讲史小说刊本六十九种，神魔小说刊本二十七种，公案小说刊本十八种” [17]。
不少小说家还直接在熊大木所作历史演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创作，如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基础上创作的小说有明代邹元标的《岳武穆王精忠传》、明崇祯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清乾隆钱采、金丰的《说岳全传》;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基础上创作的小说有明万历褚人镬的《隋唐演义》、明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清乾隆鸳湖渔雯校定的《说唐全传》;在《全汉志传》基础上创作的有明万历黄化宇的《两汉中兴开国志传》、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在《南北两宋志传》基础上编创的有明万历秦淮墨客的《杨家将演义》、清道光鹭江崇雅堂刊本《平闽全传》等。从全国范围看，历史演义小说逐渐成为小说主流，“明代中后期至少有六十二家书坊在刊刻历史演义小说，刊刻的数量达一百多部” [18]。熊大木及其身后的小说家们的努力，改变了小说在大众心中“末学”的地位，推动了中国小说发展的进程。
当然，熊大木作品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片面推崇忠君、节烈等思想，如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参照《鄂王行实编年》时对大部分内容都相沿继承，却将岳飞对高宗皇帝的怨恨不满略过，刻意回避君臣矛盾，将岳飞塑造成唯君命是从的愚忠人物。此外，为迎合读者常常主观杜撰，脱离历史事实，如小说中写秦桧死后第二日，高宗即罢黜其子秦熺及其党羽的官职，这与史实不符，但迎合了读者情绪，增加了小说销量。然而瑕不掩瑜，熊大木作品尤其是在通俗历史演义小说上的成就照亮了一个沉郁的时代，翻开了文学世俗化崭新的一页。(李尾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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